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中国法律体系既受大陆法系影响，也受英美普通法影响，具有混合性特征。[3]在古罗马走向衰败时，以胜利者面目出现的日尔曼各个部族则通过比较接受了罗马法的传统。
【注释】[1]沈宗灵认为："每个国家在立法工作中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这就带来了如何保障法律移植能够获取预计的社会效果的问题。尽管在引进某一项具体法律和制度的选择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积极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则已成为共识。而在现实操作过程中，上述四种模式又常常混合在一起使用，形成混合模式。其次，新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发展需求、民主化、尤其是全球化的压力，也产生了输入外国法的内在动力。
[27]李林："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立法发展（下）"，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卷第2期，第8-10页。[21]丹尼尔·博考维茨等，同注8引文，第171页。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得以独立发展，我们就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法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始终都在重复西方的理论，并且各门学科以重复研究西方的成果为荣并以此获得各种荣誉作为敲门砖，即便最有出息者极力批判西方的知识正当性乃至西方霸权，其实一样无法解决我们自身的知识正当性和生存秩序的正当性问题。
需要警惕的是，由于魏玛共和国建立在彼此之间缺少合作的诚意和方式的政党联合基础上，难以协调一致……以致政府屡屡瓦解，权力越来越往总统集中，最终导致民主政府垮台。[114]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443页。何况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都将是重中之重。当下误区在于，长期以来诸多学者不愿明确区分中央集权与专制独裁，一旦强调主体性中国，中央集权似乎就是一切。
也就是说，鉴于中国传统暨现代的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是否重新落实契约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从契约论转向法治国乃至民主法治国，甚至是中西方当下共同面对的问题。那种‘合理的的东西作为实体的东西，它是必然的。
一如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二书中所反复强调的社会哲学旨趣那样，对传统和社会的改造只能是零星社会工程，而不能也绝不可以诉诸乌托邦进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曾经活得像猪狗，不幸而言中的是，公众的意志被统治者作为自己的私人意志来加以处理的国家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假如说1787年的美国宪法代表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潮流，1793年法国宪法代表了19世纪民权自由精神，1919年的德国宪法代表着20世纪的社会革命潮流，或者无论欧陆与英美，都有着一个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政治演变过程，并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立宪活动也都产生了影响，不说所谓宪法常常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实始终缺席的是中国人民。高氏随之对罗马共和政体的古典共和与现代共和意义的英国混合政体和美国联邦政体进行全面深入的论析。
[55] 姚中秋：《现代中国立国进程三波论》，见《中国的变革之道-导论》，第39-40页。[92] 张远山：《庄子奥义》绪论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7]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32-33页。
[125] 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第15-16页。但显然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理性大多时候是扭曲的，知识正当性本身是成问题的，尤其是随着郡县制和官僚制的重复更替，传统帝国的人们生存状况大多严峻而无聊，所谓儒道互补就是基本说明乃至典型注脚。
法律上则支持此种伦理，根据伦常的原则，对于亲属间的相犯制订了不同于常人的规则。因为生存结构的现代转型屡屡遭遇困境，所有的政治问题几乎都难以转化为法律问题，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任务才成为当下思想理论的重中之重。
[77] 参见吴稼祥：《公天下》余论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更有甚者，当年张春桥强力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取得了中国理论的制高点[80]，可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无产阶级法权又在哪？或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所谓无产阶级是为消灭阶级而存在的，因此他们除了革命的义务，无所谓法权？。[40] 同上书，第299-300页。或者贺麟对黑格尔的解读更为接近我们当下的理论现实：从主观方面说，道德意志已不表现为故意和良好动机，而是作为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的道德的自我意识或良心。所谓法理学研究之所以在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公法与私法之间，或莫衷一是，或徘徊不前，便是由于社会不能得以独立发展，权威过甚自由阙如。或者说，私权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侵犯。
[124]总之，中国正在或者已经进入全方位、全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之中，整体秩序的型构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是现实的。同时需要警惕的还有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倾向，尤其是取消宪政框架以促使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乃至两极对立，而哈贝马斯把合法律性观念和自然法的意图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空区来填补，便是重回宪政框架所做的重要努力和重大纠偏。
[49]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238页。黑格尔在这里批评了康德的纯义务的良心观。
[85]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174页。鉴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公法问题涉及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幸福的有效保障，离开政治法与国家法，单方面的民间法强调或者私法发展可能性等于零。
这种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103] 高全喜：《现代政制五论》，第256页。[22] 参阅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332-347页。高全喜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分析政治社会的可能性条件，对已经奉行多年的市场列宁主义的中国来说，问题诊断可谓准确而精到。
[60] 可参阅高全喜对阿克曼三卷本著作《我们人民》的具体解读，见《现代政制五论》第一论《论宪法政治》，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否则仅仅停留在学理阶段，无论是何种学理的雄辩除了只能作壁上观，其他无甚意义。
这也适用于在这个过程中需加主张的基本政治权利……在一个对权利体系作有约束力安排的制宪行动中，对由此以施为地自我指涉的方式而形成的政治自主作了一种原初的运用。同时应该承认，传统儒学的顶层设计曾经相当成功，尽管其所型构的整体秩序极不可欲，而且这种不可欲性至今仍然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12]可惜的是，魏敦友未能进一步指出法治是我们的社会现实的要求，而不能仅仅是一些主张，如果无视社会的发展和生活世界改变的要求，像魏敦友自己所追求的那样所谓努力探寻中国自身的道路，就有可能陷入另一种尴尬：陷入思想的深水域里游不出来。如果再进一层，在中国具体发展过程中人民逐渐自主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活动中来，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行业自治，运用法律的性质改变以及发展的可能性就全面呈现出来了。
即便持续到眼下，官员们所规定享用的三公（消费）、住房以及排场（包括警车开道等），即仍带有浓重的儒家痕迹。天道绝对之所以构成元法律原则的正义渊源，也即符合绝对的天道的法律以及适人之适的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才是正义的。这就是说，理论预设与制度变革就仍然是关键。而所谓负的方法，常常只有绝对意义却较少（个体）主观意义，同时也几乎没有客观的可能性意义。
[⑧]与此同时，也不盲目以为中国发展出独立的中国经验能够轻易成为普世性的理论建构，毋宁以为，中国问题虽然有着自身逻辑，但中国发展以及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共同问题。一 正当性赋予：天道观知识范式的式微与重构 其实，中国学界早有共识，这就是五四以降的全盘性反传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后果以及代价[⑩]，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并尊重传统云云。
所以提倡宪政，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障私权的一个绝对的需要。比如我们一度研究康德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学者众多，有的甚至达到相当透彻的高度和深度，一如贺麟、唐君毅与黑格尔和牟宗三、朱光潜、李泽厚、邓晓芒与康德以及王亚南与马克思等等，特别吊诡的是，我们曾经争论了几十年的唯心与唯物所遮盖的形而上学迷雾，后来不如一句简单明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完全颠覆了。
梁氏当年与其说是遭遇到了时代性中国问题，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本性有着极大的弹性和制约力，直至当下的民族主义者也罢所谓新左派也好，国家主义建构或者中国宏大叙事仍然是主旋律，何况姓社姓资的没唱完的老调子不时地还要故意挑起争端以刺激人们早已麻木而敏感的神经。[45] 同上书，第254页 [46] 姚中秋：《中国变革之道》，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